北外教授-刘润清谈英语学习方法,非常震撼,值得借鉴!_语言_原著_年级(北外刘润清教授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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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北外教授-刘润清谈英语学习方法,非常震撼,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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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口语·吉米老师说
本文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刘润清教授。这篇寄语不仅对英语专业的同学颇有助益,对广大英语爱好者也极具指导意义。
英语·学习方法
作者:刘润清
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会,版权归原作者
我在中学学的是俄语,1960年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俄语系。但报到时却得知我被分到了英语系。我的同班同学都学过英语,至少知道800个英语单词,发音也没有太大问题。惟独我这个农村孩子一个英语单词也不知道,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更可笑的是,别人说 yes 时,我会不自觉地说出俄语“是”的音/da/;别人说 no 时,我会说/niet/。发英语的几个元音时,我也遇到很多困难,经常在班上引起哄堂大笑。好在我在班上年纪最大,脸皮也厚,又是团干部,因此无论别人怎么笑,我也没太在乎。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夏祖煃老师,不仅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又有真诚、热情的工作态度;他经常鼓励我这个最落后的学生。老师和同学的帮助,给了我极大 的信心,因此我从来没有被困难吓倒过。我把周末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对着镜子练发音,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嗓子都练哑了。当时全班只有一个大型录音机,要听大家都听,不听谁也别听,录音机死沉死沉的,也不可能搬到宿舍去。录音里只有精读课文和生词,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听力材料了。我还经常 在黑板上练拼写,写满一黑板,就擦掉又写。单单这发音和拼法,就不知道花去了我多少时间。我的语法还算好,当时没有什么专门的语法课,精读课文中出现什么语法现象,老师就顺便讲一下。但总的来说,在第一学年,我一直是班上的最后一名。到一年级结束的时候,我才算入了门。
二年级仍以精读课为主,它既是英语输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口语、笔语练习的主要场所。同时,还开了泛读课,让我们读最简单的英语小故事。从二年级起,老师还要求我们用英英词典。我记得第一次拿到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时,查了一两个词,心里就十分激动:我可以用英文解释英文了!初用英英词典时,当然也遇到不少困难。为了查一个词,不知道要查多少其他词。有时查来查去,就忘了最初是要查哪一个词了。但是,英英词典使我们看到了英汉词典中解释的局限性和误导性。从根本上说,查完英汉词典和汉英词典,并不能够真正学会使用一个词。只有查一部好的英英词典,才能真正搞清一个词的确切含义和用法。随着词汇量的扩大,使用英语词典的兴致也越来越高。有时,查上瘾来,会查上个把小时,忘记了正在读的文章。那时,我们都把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上标的25个句型背得滚瓜烂熟。总之,查英英词典本身就是在学地道的英文。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精读课的作用是最大的,一切基础知识都来自于精读课。此外,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那些简易读物。这些小书深深地吸引了我,并让我眼界大开,因为里面有一种全新的文化。与此同时,我还惊叹于其中简单、地道的英文所包含的极强的表达力。那时,我的词汇量极其有限,但这些小书带我进入了一个又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一年之内,我读了近百本简易读物。是这些书使我感受到英语的语言之美,让我体验到地道英语的味道,并逐渐培养了我对英语的一种“直感”(to cultivate a feel for the language)。这时候,我对英语的成语、习惯用法、动词搭配、漂亮的语句等,已变得十分敏感。遇到这些内容,注意力会突然集中,并将它们立刻背下来或抄在笔记本上。对于好的句子或段落,我会反复读,强行记,甚至一字不漏地背下来。在课堂上或作文中用上几个背过的句子或短语,在同学面前“显摆”两句,都感觉非常享受。因为看了大量的课外读物,到二年级时,我已经丢掉了“落后”的帽子,开始名列前茅了。
三年级的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很深。首先,精读课文的人文味越来越浓了。这些课文不仅是语言的示范,同时也是很好的文学熏陶和人文教育的材料。哲理越来越多,语言越来越美,有讲头,有读头。其次,这时我开始读原版英文小说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读原著才是英语教育的开始。原著中的语言不再是为照顾学习者的水平和语法的需要而改编,而是作者深刻、细腻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而且,大部分原著都出于语言大师之手。更重要的是,原著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西方社会背景、风俗习惯、法律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人情事理、自强精神,以及如何开玩笑、如何带来幽默效果等。原著把读者带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当时,老师告诉我们,不读上几十本原著,英文是学不到家的。原著既保留了语言的原貌,又保留了文化的原形。再有,就是三年级开设了正式的写作课。在此之前, 我以为说英语最难,因为没有足够的思考时间。后来,我又感到,听英语最难(如听英语广播),因为你不能控制对方的讲话速度。等到开始学习写作,我才意识到,一个人英语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书面英语的水平如何。最初,我以为把重要的话写下来就是作文。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错误的理解。书面英语是最讲 究、最严谨,需要经过反复推敲的语言。语言之美,多体现在书面语上。讲话不能像背书;同样,写作也不能像讲话。记得有一次我写道“now i’m going to say something about….”,老师上来就是一个大红道“too chatty! this is not writing!”。当我连续使用同一个结构时,老师又批上“vary your structure please”。如果一个词在相邻的句子中同时出现,老师会划出该词,并批上“bad style!”的字样。老师改过几次作文之后,我悟出了一些写作之道。可以说,我现在对书面英语的认识,以及我现在的英文写作水平,在很大程度上都受益于三年级的写作课,是写作课为我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四年级时,学校开设了一个高级翻译班,俗称尖子班,入选的有吴一安、秦秀白、王英凡、唐闻生和我等9个人(但不知为什么,这个班办了不到一年就解散了)。办这个班的初衷是要把这些人培养成高级外交翻译。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两件事:一是伊莎白把我们的语音语调重新纠正了一遍。她先让我们听一家英国出版公司出版的录音带,有诗歌、剧本,也有小说,都是百分之百的rp,典型的英国上层社会的发音,漂亮极了。然后,她让我们模仿一些段落。最后,她还让我们设想是在人民大会堂宣读一个领导人的发言。她说我们底气不足、声音不稳,一拉长声就走调。她要求我们两个人相隔50米对着讲,每天早晨至少练半个小时。虽然没有当上大翻译,我的朗读水平却大大提高了,能把一个故事读出感情、读出抑扬顿挫、轻重缓急,这些都是那一年长的出息。二是学了不少外交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的翻译。我们当时把 beijing review(那时叫 peking review)看了个遍,把当时的重要文件、社论、评论员文章(国际的)都拿来进行英汉对照阅读,学了很多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固定译法,包括“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以粮为纲”等。开始的时候很不习惯,读惯了英文小说原著的人刚接触 beijing review 可真是不舒服,总感到有一种语言与文化的不相匹配:英语不是为这种中国式的表达而造的。后来就慢慢习惯了,而且也认识到,要想向世界介绍中国,这种英语是我们的惟一选择。尽管有人常批评 china daily 和 beijing review 的英文有很浓的中文味,但是这种英文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为接受。而且,像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英语一样,已经成为英语的一种变体。语言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百分之百的翻译是不可能的,但总可以找到解释原文的方法。有点中国味的英文保留了一些乡土气息,这也是好事。像“三自一包”“三反五反”“五讲四美”“三个代表”等短语,只能先直译过去,再加个长长的脚注。但是,应该说明的是,刚开始学英文时,不要拿 beijing review 做课文,而一定要拿本族人写的地道的英文做课文。把英文底子打好之后,再读 beijing review,就不会影响你对英语的直感了。
还有一件值得讨论的事,前几年,有人反对“文学路子”, 认为英语课上的文学材料过多了、过时了,要多讲科普和科技英语。多些自然科学的材料本无可厚非,但不让文学进课堂,却实在是欠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学语言不学点文学,无论如何也学不出味道来。科普英语的结构和意义都比较直截了当,没有太多好讲的,也不能培养出学生的语感。可充当课文的材料最好是旨意深 厚、文思周密、意味深长的,必须经得起咀嚼和品味。此外,文学也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教育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人文教育就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如何与人相处、如何面对生活——特别是如何顶住压力、如何克服困难、如何对待坎坷,又如何以平常心面对成功和荣誉。中国的独生子女太需要这方面的教育了。
就今天中国的外语学习的大环境而言,我以为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表面上看是方法问题,实际上,方法背后是深层的学习理念问题。
首先,对待学习要有科学、踏实的态度。学习任何一门科学都需要下扎扎实实的功夫,不要总想投机取巧,也不要相信那些引诱你投机、以使他赚钱的歪门邪道。所谓的“疯子英语”“傻瓜英语”“学习方法革命”等,都曾经迷惑过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只要稍稍静下心来想一想就会发现,几百年来,那么多的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用毕生的精力从事科学研究,都没有发现什么“成功秘诀”。近年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学习》刊登了多篇“专家如是说”,上海外国语大学出版了《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大连外国语学院出版了《外语名家论要》,写文章的一百多位老人也众口一词,都说学外语没有什么捷径好走——只能是多读、多听、多说、多写。唯独在21世纪初,中国出了救世英雄,能用灵丹妙药让中国人在几个月内学会英语,这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难道那么多的哲人都比他们笨?那么多的科学家都比他们傻?根本不可能!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有一点:哲人与科学家尊重真理,不想骗人;而“救世英雄”却是以金钱挂帅,不顾事实,无知无畏。你可以“疯”,也可以“狂”。但有一点,你能“疯”会莎士比亚,我才信服;你能“狂”会同声传译,那才算真本事。仅仅是为了克服羞涩感,用不着去发疯发狂,只需在心理上做些调整就可以了。也用不着在楼顶上一遍遍地喊:“it’s impossible!”“i can speak english!”我看到那么多的青年人相信这些歪门邪道,感到十分痛心。我在给英语教师做报告时,曾多次提到,“相信‘疯子英语’‘傻瓜英语’就相当于痴迷歪理邪说”,在场的数百名教师对此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可见,绝大多数老师都是认同这种说法的。
其次,学习工具不能代替学习过程,高科技不能代替记忆。现在,学习外语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英语的文学材料、声像资料应有尽有;收音机、录音机、录像机、“文曲星”、“快译通”、“词霸”等不一而足,有些我都叫不上名字。该如何看待这些东西呢?当然,这些都是有助于学习的工具。问题是学习者该如何使用这些工具。适当使用,有益学习;使用不当,则影响学习效果。例如,材料太多,不知道如何选精品来学。桌子上摆满了书,结果是摸摸这本放下,摸摸那本又放下,不能安心读任何一本。古人云:“心头书要多,案头书要少。”就是说要专心致志。再比如,有了“文曲星”“快译通”,有些学习者认为,再也不用去背单词、查词典了,这是非常错误的认识。“快译通”再好、再快,里面的东西仍然在你的头脑之外,不是你的知识的一部分,也不能构成你的水平和能力。你在大会上做口译或用英语宣读论文时,总不能指望“文曲星”或“快译通”来解围吧。就是在笔译和写作中,你也不可能字字查“文曲星”“快译通”。这些工具只能在应急时用,要想真正学好英文,还是要借助于好的词典,将词义、常用搭配、例句等一一列出。要想真正悟出点东西,还是要靠查词典这种慢功夫,急是出不来悟性的。再说,在“文曲星”上查多少词堆在一起,也只不过是中国式的英文,而决不会是地道的英文。总之,外语学习是慢功、是细活,急功近利、毛毛糙糙是决不可能学好的。
最后,不要用考试代替学习,不要用试题集代替课本。目前,应试教育现象十分普遍,考试过多,很多试题或题型不够科学。学习者花了很多时间做题,最后拿个什么证,但是英文却没有学到手。这是为什么?因为,学一门外语,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其中有死记硬背的成分,也有熟能生巧的成分。学习词汇、语法等,是硬记的成分,需要遵循一定的科学规律;但是,使用语言, 却需要多练,是艺术性的工作。现在的考试,多半是多项选择题,这种题型,易于测词汇、语法知识,不容易测出语言运用能力。再加上写作所占的比例太低,又没有口语考试,最后的结果就是分数很高,但语言运用能力却十分低下。目前,拥有各种外语证书的人已经达到几千万了,为什么外语人才仍然相当匮乏呢?在这里, 我想告诉学习者:凡是经过突击可以提高分数的考试,都不是有效度和信度的考试;凡是用大量的上课时间教你考试技巧的老师,决不是真正负责的老师;靠划 abcd 是永远学不好英语的。我劝学习者不要太在乎拿个什么证,那不过是中国的“土粮票”,是自我安慰。中国加入 wto 后,需要大量的国际化人才。外企用人,看的是求职者的英语能力,才不会去理睬你手中的那个证书呢。国际人才竞争,要靠本事吃饭;七大姑八大姨没用了,含金量不高的证书也不值钱了,还是老老实实学点真正的英文吧。
动笔之前,我决心要写出几句有意义的话来,以免愧对读者。但写完之后回头一看,不过是一本流水账。可见,一个人要超越自我是多么难啊。因此,以上文字,与其说是想给读者什么启迪与教诲,还不如说是在重温自己的学习经历,回忆自己在与恩师的交往中所获得的心灵的愉悦与精神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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