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屈辱、交智商税,前后折腾150年,中国人为什么还是学不好英语

??1862年6月11日，北京东堂子胡同49号总理衙门东院的京师同文馆，陆陆续续迎来了10人，他们均为八旗子弟。

而后，踏进这里的是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包尔腾，他此时的身份是教习，教授的科目是英语。

一位外教加10个学生，这成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堂英文课。当时，中国人学英文的目的是为外交时“不受人欺蒙”。

如今，150多年过去了，学英语早就不再是精英的特权，更无关国家荣辱。尤其在过去的40年里，它逐渐演变成了一项全民运动，席卷了中国大大小小的校园与家庭。

全国人大代表李光宇曾统计，在一个孩子最美好的10年时光里，有将近五分之一（18.13%）的时间花在学习英语上。“按人均在学习英语上的总花费只有1000元计算，中国孩子一年为英语必修课要消耗掉1637.8亿元。”

若再算上大学、留学、在职等期间学英语的花费，相信数字会更加惊人。但遗憾的是，在全球范围内，中国人整体英语水平始终平平。

在11月发布的第九版全球英孚英语熟练度指标报告显示，100个国家中，中国排名第40位，英语熟练度中等。

“中国现行英语教育效果与其投入是不相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克昌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质疑。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中国首个英文班：敷衍的学生和混日子的外教

中国人正式学英语，肇始于京师同文馆。而办同文馆则源于一则轶事，即传说中的巴夏礼事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通州谈判中，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39人被清政府扣押。

恭亲王奕訢让巴夏礼写信联系英法联军议和，“中国通”巴夏礼便用中文写了一封信，但信的末尾添了几行英文。

当时，奕訢身边无一人懂英文，他怕这英文暗含阴谋诡计，迟迟不敢发出，之后从天津请来一人确认，才知道只是巴夏礼的签名和日期而已。这原是小事，但却差点耽误了议和大事。

恭亲王奕訢。图源网络

《中英天津条约》则将沟通障碍的困境变得迫在眉睫，其规定日后英国文书都用英语书写，遇到中英文意冲突时，以英文为准。

奕訢意识到，“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情性……欲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

为找到合适的翻译人才，他遍寻偌大的中国，但无一人。在两个最大的口岸，广东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但艺不甚精”。

1861年初，奕訢上奏请求创办外国语言学堂，以自己培养翻译人才。

1862年6月11日，京师同文馆的第一堂英文课正式开讲。

但同文馆的英文教学质量就像如今某些培训机构一样，难有保障。

首先教习水平参差不齐。

同文馆的英文教习主要由英美驻华公使推荐，其聘请的教习几乎没有一人为大学毕业生，大多数人只是将此看做在中国的谋生手段或过渡期。

他们一旦学到足够的中文，就会被派往海关当差。

梁启超曾批评他们为“无赖之工匠，不学之教士”。即便是同文馆聘请来的教习，多半也都是“混日子，捞一笔可观的俸禄”。

而京师同文馆初期的学生也良莠不齐，他们是保送的八旗子弟，通常自视过高，认为学英语无用。在他们看来，只有学好四书、五经，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出人头地，所以面对英语课，往往“不到一半的学生听课，而认真听课更不足五分之一”。?

京师同文馆对第一届学生进行测试时发现，即使优等学生对英文也不过一知半解。为此，总理衙门专门奏请扩大招生范围，但以倭仁为首的顽固派及士大夫阶层百般阻挠，最终报考者寥寥无几。

在那样一个因国难“外交”频繁的时代，学英语更多是一种国家行为。

出于“强兵护国”的政治需要，学习英语的目的主要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带有强烈的“民族雪耻”意识。

在这种学习理念下的英语教学只强调理解英语，翻译照会、公文、合约等，令学习英语的“工具性”极强。而这也为中国式的“哑巴英语”“语法英语”埋下了根源。

咸丰年间英语教材。图源网络

往后，甲午战争惨败、洋务运动破产，清政府认识到从教育改革着手进行维新运动才能固国强本，进而于1903年（癸卯年），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规定，“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学洋文。今日时势不通洋文者，于交涉、游历、游学无不窒碍。故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勤习洋文，而大学堂尤必深通洋文而后其用乃为最大。”

因此，1903 年也被视为中国大中学校普遍开设外语课的起点。

只是，这一切终究未能挽回清王朝的败局，但“西学东渐”逐渐成为一种潮流。???

民国英语教育：大师扎堆，全英文试卷，仿佛在留学

在中国历史上，民国一直有着浓浓的西学氛围，文化开放自由，那时的人，英语似乎也特别出彩。不久前，一段拍摄于1929年的影像就因此在网上走红。

许多学者在研究民国的教育时发现，虽然大环境动荡不安，但英语一直被视为极重要的学科，地位甚至超过国文。

民国在晚清的基础上对教育体系进行了大改，使之更加现代化。

当时的教育部还专门规定了中学英语教育的教学课时，比如要求男生在第一学年中应当学习7学时，之后则应当学习8学时，女生则略有一些差异。

1922年11月，民国北洋政府颁布了“壬戌学制”，其主要借鉴了美国的学制系统，采用了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六三三”式教育分级制度。

在“壬戌学制”中，英语教育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在学年制改为学分制的一段时期内，英语学分在初中和高中的教学分量中均居首位，通常与国文并列甚至超过国文。

即使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英语教育也未被削弱，其教学时数往往占到总学时的15%-20%左右，成为仅次于国文的主要课程，每周少则4节，多则5到6节。?

从史学家何炳棣等人的自传可以看出，尽管民国时期的青年人没有电子词典、美剧等辅助工具，但南开中学等精英学校外教水平普遍很高。

而这或许要归功于那时的师资队伍和学术氛围。

当时，许多县里中学的英语课程均由留洋的留学生担任，其中不少人还拥有学士学位。

在大学阶段，英语更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因为许多课程都是留洋或外国教授采用全英文教材直接讲授的，英语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当时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和重点科目。

网上也一直流传着一张1931年上海交通大学入学考试数学试卷，上面排列着密密麻麻的英文，网友感慨“加上必考的外语，abc不够好的人们，考大学至少得悲剧两科”。

民国时期大学考试试题。图源网络

此外，英语课堂大师云集。他们中有辜鸿铭、朱光潜、林语堂、梁实秋、钱钟书等。

这批人学贯中西，西学素养丰厚。

比如辜鸿铭，童年时期熟背《浮士德》和《莎士比亚》，他教学生英语的方式就是鼓励他们回去背一部英语名家著作。这种方式，在今天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林语堂的英文造诣更是令大多数人难以望其项背。他是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英语作家之一，《京华烟云》便是他旅居巴黎时用英文写就的一部长篇小说。

林语堂上课轻松有趣，从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极少举行书面考试。每到期末，要评定学生成绩时，他会坐在讲台上，拿出学生名册，结合其日常学习表现，逐一进行对话考核，然后再最终确定学期得分。

当时还出现了一批由国人编撰的英语教材，比如就中学英语教育，周越然编撰的《英语模范读本》、林语堂编撰的《开明初中英语读本》以及林汉达编撰的《初中英语读本》等都是其中较为杰出的代表。

民国时期英文课本。图源网络

尤其是《英语模范读本》，据周越然统计，该书风行的数十年间，销量逾百万册：“在此25年中，华人自编之外国语读物，绝无胜过其耐久力或超过其畅销性者。”该书至今还在出版。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整个民国时期的学术界，呈现出了一番如同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般的景象，自由而开放。英语教学则是一个缩影。

相比晚清，此时的英语没有那么强烈的政治意味，也从“工具”转化为了一个研究西方世界的窗口，一架中国联结世界的“桥梁”，只是这种状态因着时局变幻未能持续下去。新中国“英语热”：一浪高过一浪

新中国“英语热”之前，因历史原因，有过一段时间的“俄语热”。

当时，英语被认为是“帝国主义语言”，国内形成了俄语“一边倒”的形势。俄语学院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占据了整个东院，英语则被“打入冷宫”，成为小语种，几乎无人问津。

彼时的周越然已经从商务印书馆英文部转到了上海水产学院教授英语，但因那段时间俄语风行，学校不再开英文课，他只能辍教到图书馆工作。

直到1964年，中国教育部以“红头文件”形式将英语列为第一外语，同时要求积极调整英语教学，英语才稍稍“复活”，但不久后的“文革”又中断了国人学习英语的机会。

“四人帮”将外语学习与“崇洋媚外”挂钩，导致中国的外语教育基本陷入停滞状态。

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1972年2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与中国共同发表《中美上海公报》。

随着对外交往的扩大，外语人才需要也越来越大。

1972 年以后各学校相继恢复招生，但由于“四人帮”的百般阻挠，外语教学以“开门办学”形式展开，大学外语课程名存实亡，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研究也基本空白，更无人敢出国留学。

真正的“英语热”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

1981年1月14日，国务院颁布《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中国由此打通了留学之路，托福考试考生从1981年的285人瞬间增至1986年18000人。

“what’t your name, please?”“my name is smith.”自1982年1月5日开始，每天下午6点20分，中央电视台就会准时响起纯正的伦敦英语，这是中国首档从bbc引进的英语学习类节目，名叫《follow me》（《跟我的》），当时，可谓是家喻户晓。

上图：1982年，主持人凯瑟琳（右）和胡仲文在《跟我学》一次节目的录制现场；

下图：1982年，在一次《跟我学》节目录制前，主持人和导演、编导一起商量脚本（合成图片）。

其火热程度可以用几组数据来说明：收视率创下全台最高记录，第一册教材创下百万册销售量，刊登《跟我学》教材内容的《中国电视报》

，用户陡增50万。

《follow me》一枝独秀后，随着1987 年9月大学英语四级、1989年1月六级考试、1992年英语成为高考三大主科之一等契机，全国出现了英语教材百花齐放的局面。

李阳的《疯狂英语》就是其中之一。

1998年4月30日上午，上万人聚集在故宫，李阳手握麦克风，用尽全身力气喊出的“don’t be shy. speak english loudly and crazily”成为了他行走英语江湖的口号。

李阳。图源网络

除此之外，《走遍美国》《新概念英语》等教材亦伴着大众对“成功”的渴望，纷纷走俏市场，“英语热”持续升温。

下一波“英语热”则是由财富驱动的。

80年代，第一批留学学子回归，大量外企在中国萌芽，“会英语”成了“鲤鱼跃龙门”的捷径，掘金的工具。

尤其是1993年播出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让国人对美国充满了无尽的遐想，台词“美国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而是战场”走红，催促着一波又一波的国人“横渡”太平洋追梦。

历史的步伐迈过千禧年，进入了21世纪。

2001年7月13日，在莫斯科世界贸易中心，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正在举行第112次全体会议，当日22时08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获得2008年第29届夏季奥运会举办权，中国举国欢腾。

同年12月，又一喜讯传来，中国正式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

这两件事都促使中国不断走向开放，加快与世界接轨的节奏。

官方与民间的需求汇聚到一处：好好学英语，走出国门。

于是培训机构与学习机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东方、文曲星、步步高……英语发展成了一个可以淘金的教育产业。

当时，“办英语培训就等于是在地上拾钱”成为了业内心照不宣的一句话。随着政治力量从普通人的生活中缓慢抽离，“学英语”又回到了相对比较自由的状态，但问题是，这一浪又一浪的“英语热”过后，留下的困境和百余年前注重培养翻译人才的清王朝一样：面对英语，依旧难开口。??

学了150年英语的中国人，为何还是难开口？

不会使用英语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哪怕你阅遍了所有中文书籍，和中文世界里所有的人都打了一遍交道，也还是一“井底之蛙”。

全世界范围内，10余个国家以英语为母语，45个国家的官方语言是英语。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认定，全球能讲英语的人口已达17.5亿，几乎占到全球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英语使用的广度和人数，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种语言。

一个人不会英语只会母语，就好比你去北上广，不会讲普通话，只会用方言，你要么学习普通话，要么退回来，只是后者的代价是永远无法进入普通话世界，成为一个与时代脱节的人。

在世界范围内，不会英语就等于“与世隔绝”。

尤其是想要在各个领域有所成就的人，英语是唯一的途径。因为由于各种经济和地缘政治博弈，英语已经成了科学研究的主要语言。

英孚教育英语能力指数曾总结，“无论在个人还是国家的层面，英语能力都是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更高的英语能力，和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生活质量、更有活力的商业环境、更好的人脉和更多创新，直接相关。”

不会英语，看起来只是少了一个加分项，实则是错过了真正的人生。

英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反过来看看中国的英语教育和英语水平，则令人无奈。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中国的英语教育，那就是“广种薄收”。

从政府到民间，从时间到金钱，中国几乎在举全国之力，推动英语教学，但结果惨淡。

雅思官方基于全球多地雅思考试的表现发布的《2018 全球雅思成绩大数据分析报告》显示，中国大陆地区考生a类总成绩平均5.78分，在top40榜单上排名33，仅比伊拉克、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东国家稍好一些。

这样一种反差，一度令国内出现不少质疑声，认为这是在浪费国家有限的教育资源，很多网友建议砍掉高考英语。最终，在多种因素的促使下，“英语分数比重降低”被划入高考改革。

如今，“英语热”有降温吗？从近10年涌现的在线英语教育机构就能窥到，学英语的热潮不降反升，且不断低龄化。

但若我们仍旧按照先前的路径去培养英语，未来的结果可能跟今天一样，依旧不会使用英语，继续错过英语世界里的人生。

学不好英语的原因纷繁复杂，大多数人都会首先归因于缺乏“学以致用”的环境。但根本在于整个社会没有赋予英语“国际第一语言”的地位，使它显得无足轻重。

在中国，不会英语，不会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会英语，也不会压缩一个人的职业选择范围或晋升通道。会英语，纯属于“锦上添花”，代表更多的选择空间而已。

可在有些非英语母语的国家，会不会这门语言，与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相关。

比如，印度。

2014年，印度的数百名青年走上街头抗议在公务员考试试题中加入英语短文，他们觉得这对如自己一样英语不精通的人来说不公平。

但有趣的是，他们一边抗议英语，一边却用英语写就的抗议标语，表达自己的不满。

当然，抗议英语的不仅仅是他们。几乎在印度的每一个邦，文化卫道士们都在竭力抵制英语的崛起，可这门语言的影响力反而不断扩大。

原因是，在印度，它能给广泛的使用者带来物质利益和社会效益。

大多数文化卫道士本人也会把孩子送进英语学校学习。印度的高等教育学府所采用的教学语言也几乎全都是英语。

使用语言，而不仅仅是教授语言，才能让一门语言拥有真正长久的生命力。

中国香港则是一个反例。

若根据全球英孚英语熟练度指标报告数据，香港的英语水平已经被北京和上海超越。整体排名还在不断下滑。

有数据显示，在香港回归前，当地400所中学中，300多所为英文中学，中文中学不到100所。1997年，香港正式回归，当时，首任行政长官着力推动“母语教学”，即粤语授课。

1998年，特区政府进一步规定只有经过挑选的100所中学可以用英语授课，其他中学必须使用粤语。

2007年香港高考发榜，考生英语运用科及格率跌至母语教学实施以来新低，只达73.9%。香港整体英语水平也急速跌落，甚至于一年后退13位，几乎是唯一退步的亚洲地区。

令人遗憾的是，中文水平也未见上升。

一位香港教育界专家分析原因：中文变成了“工具学科”，学生不用阅读一些经典作品，而失去了对中文文化价值、伦理的思考，在缺乏一套传承文化氛围下，一味工具化学习，自然难以培养兴趣学习，水平也难以提高。

这段话，反过来用在中国内地人学习英语上，也恰能说明问题。

或许有人不能接受，为了能熟练使用一门语言，“代价”竟然是让它“入侵”学校、职场、生活等各个场景。也没有人敢理直气壮地说，这样做一定是值得的。

尤其是那些认为学英语和学母语是一场零和博弈的人，更是忧心忡忡，担心母语文化体系面临挑战。

但也可能在这样做的时候，什么也不会发生，就像《纽约时报》曾于《英语在印度的矛盾地位》一文中所描述的印度那样：

英语现在是印度人的语言，同时也是印度国内最实用的语言，这一点毫无争议。但它并不是最受喜爱的语言；路怒症发作时，人们也不会用英语骂人。在这种特别的情境下，印度人永远只会说母语。

英国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对一个讲英语的中国充满期待：

拿破仑有句名言，说中国是个沉睡的巨人，等他醒来时会震撼世界。但中国也是个说话的巨人，如果他选择用英语向世界讲话，那么他一定会更有效地震撼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