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城旧事】央视播出《跟我学》后,学习英语热席卷贵阳城(上)_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初，打开电视机，唯一一套电视节目是中央电视台。每天下午6点30分，荧屏上会出现“follow me”这个单词，紧接着，一段中文对话出现于荧屏：“跟我学”。

《follow me》从1982年1月5日开播，是我国第一部原版引进的英国bbc情景会话英语教学节目。当时，中国走过改革开放最初的几年，渴望开阔眼界、融入世界的国人，从以前学习的“哑巴英语”中找到了“伦敦腔”，颠覆了中国人学习英语的视野。

《follow me》自开播之日起，学习英语的热潮席卷了全国。这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波学习英语的热潮。一个最能说明《follow me》热度的事实是，1982年，《follow me》开播后，刊登“跟我学”教材内容的《中国电视报》，陡增了50万订户。

在公园或是广场诞生了英语角，青年人梦想着托福考试，职称英语也与工资福利挂上了钩……上世纪80年代，伴随英语热，在我们生活的贵阳也有了不小的变化。

a 自创疯狂学法

叩开英语大门

1972年10月2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播《业余外语广播讲座（英语初级班）》，这是我国第一次面向全社会的大型英语教学。随后，各地电台也开播了这档节目，受到社会热烈欢迎，60万册讲座教材在新华书店很快被抢购一空，市场上收音机的销售量也猛增。

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贵阳一些企业的职工自发进行英语学习，期望有一天能到外国走一走，看一看。这些英语爱好者，还在黔灵公园组建了一个“英语角”，相互交流英语学习心得。

讲述人：杜简丽，66岁，原贵阳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处员工

上世纪80年代初，杜简丽在贵阳钢厂工作

★英语单词卡片贴满房间

1975年，我进入昆明工学院读大学，学校有外教老师，那时是很新鲜的事。不过，我从来没有敢和外教老师搭一句话，因为我的英语不行，无法交流，这也是我大学期间的一大遗憾。3年后我毕业，分配到贵阳钢厂工作，正值改革开放热潮，英语成为我们必须掌握的一门语言。

我从事的工作中，钎具行业的材料需要从国外进口，最好的材料来自瑞典，关于这些材料的说明，全部是英文。望着密密麻麻的字母，我完全懵了，于是我下狠心：一定要学会英语。在我身边，也有不少同事铆足劲要学英语，一是工作中的需要，二是大家希望有机会到国外去看看。当时，我们的国家百废待兴，改革开放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视野辽阔的大门，学好英语，就是一条通道。上世纪80年代初，我都快30岁了，儿子也小，家庭琐事和工作堆在一起，靠我从大学时期积累的一点微薄的英语基础知识开始学起，是一件头大的事。

1963年出版的简明英汉词典

我的一个同学，为了学好英语，自创英语学习环境——她在家里的墙壁上，贴满了各种纸条、纸片写的单词，为的是在家里随处可见英语单词，随时看见随时读，达到学习的目的。这个同学还告诉我，她连洗脸架上都用透明胶粘了写有单词的纸片，为的是“只争朝夕”学英语。

上世纪80年代，杜简丽学习英语的课本

上世纪80年代初，大家的住房条件都不宽裕，家里既没有独立的客厅，也没有单独的卫生间、厨房，一家五、六口人挤在10几平方米的屋子里居住是常事。这个同学把家里狭窄的卧室、厨房贴满英语单词纸片，家里的人都笑着说她“疯”了，她却说：“就是要疯狂地学，才能学会讲英语。”我的另外一个同学，买了一本《简明英汉词典》，每天捧着这本辞典背单词，背完一页就撕掉一页。大家如此疯狂的目的，都是想用博闻强记的方式，掌握大量的英语词汇，而同学们自创的这些学习方法，我也全用上了。我把单词写在小纸片上，揣在荷包里，每天早上起床，先摸出来背一遍，晚上睡觉前，也拿来背，就连喝水、上厕所也争分夺秒不放过背单词。家里人笑我，说我学英语是“早请示，晚汇报”。

★★“蹩脚”口语 第一次发挥作用

1982年1月，《follow me》在中央电视台开播，无疑对在学英语的路上走得磕磕碰碰的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每天下午五点半，我在贵阳钢厂下班后，骑着单车先去幼儿园把儿子接起，一路骑车回到大西门的家中，赶在六点半之前打开电视机，看《follow me》，学着荧屏上面的人对话。

上世纪80年代，学英语和听港台歌曲，催生着市面上热销一款“饭盒式录音机”。这种录音机的大小和家里用的铝制饭盒差不多，售价是100多块钱。我一个月的工资才40多块钱，一家人除了生活费和日常应酬，也存不了多少钱。为了买这台“饭盒式录音机”，我存了半年多的工资。

上世纪80年代，杜简丽和一起学英语的同学黄献萩合影

我们学英语最头疼的事，就是大家学的都是“哑巴英语”，没有对话的语言环境。看着《follow me》上面的情景对话，我们也想出了一个办法：每天对着镜子讲英语。每天，我对着穿衣镜讲英语，家人也听不懂，只知道我表情丰富地叽哩哇啦，就像入了魔似的。对于别人的看法，我无暇顾及，因为我们这些当时的工科生，英语主要是运用在翻译方面，口语能力较差，只能想各种办法来提高自己的口语能力。有了“饭盒式录音机”，我就一边放英语磁带，一边听录音，然后对着镜子自言自语地讲英语，还学着《follow me》上面的人物神态，不停地手舞足蹈。

这种练口语的方式，还挺有效。1983年春天，我和几个学英语的同学去峨嵋山旅游，半山腰上遇见了两个身高1米7，金发碧眼白皮肤的外国女孩，我对她们脱口而出：“hello！（你好）”她们也用英语回应我。我接着又说：“where are you from?（你来自哪个国家）”“i’m from the united states.（我来自美国）”漂亮的外国女孩自我介绍，她叫雷德娜，23岁，读高中时就知道东方的中国是一个美丽而神奇的国家，这次专门到中国来旅游，从北京到成都，一路领略了不少中国风情。接下来的两天，我们和雷德娜两人，在峨嵋山一起玩了四天。她们的中文很生硬，我们的英语很“夹生”，不过，这也是我头一次有英语的语言交流环境，仅管说得很“蹩脚”（差），但总算是把我们在贵阳学的英语迈出了“国门”。

1983年，杜简丽在峨嵋山与雷德娜合影

1983年起，每逢礼拜天，黔灵公园大门的右边，从早上九点钟开始，有一群人聚集，这是贵阳市的“英语角”。来自贵阳市各个企事业单位、不同年龄段的英语爱好者来到这里，不管是否认识，第一句话都是“how are you！(你好)”接着就是问“what’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简单的对话打开英语爱好者从陌生到熟悉的交流，大家每次在这里都可以待到下午三、四点钟。

★★★英国人上课，贵阳学生懵圈

1985年4月，贵阳钢厂要组织一批业务骨干参加英语学习，考试合格后将公派到英国学习，我有幸被选中，激动万分，不断憧憬去英国的场景。听说上课的老师有英国来的教师，这更是让我们感到高兴，这种与外国人面对面的教学交流，对自学了五、六年英语的我们来说，是一场最有效的检验。

教学场地在罗汉营路的贵州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给我们上英语课的是来自英国的苏珊女士。课前，负责培训的老师讲，为了增强大家的语感和身临其境的体验，苏珊上课时全程使用英语。我们忐忑不安地进了教室，45分钟的课程，大家除了几句简单的日常问候，其余的内容根本没有听懂，有人甚至怀疑，自己花了这么多年背单词、背句子，是不是学了“假英语”？面对大家的困惑，培训老师说，我们过去都是在闭门造车，缺少交流，把苏珊请来，全程用英语教学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适应语言环境。

1980年，杜简丽在上海留影

我努力回忆《follow me》里的场景，捕捉对话的语感与苏珊交流。苏珊是一个特别开朗活泼的女士，她上课的时候，面部表情尤其丰富，说话时，双眼总是望着我们，她能从我们的眼神反应读出我们是否听得懂她讲的意思。如果我们的表情木讷，她知道我们不懂，会再换一种表达方式。每当这个时候，我积累的单词量就发挥出作用，通过对单词的理解，连猜带蒙，逐渐明白了苏珊表达的意思。经过一段时间，在和苏珊的交流中，我们算是敢开口“说话”了。

一来二往，苏珊和我们熟悉了，我邀请她来我家作客，作陪的还有班上的几名同学。苏珊给我们描述她在故乡的家居风景，当时，我们对“生态文明”这个词还不理解，但是，对苏珊描述的地方有一种向往，也期待我们的生活能够得到改变。

苏珊来我家作客，引起邻居们的好奇。金发碧眼白皮肤的外国人，他们只在电影电视里见过，一个活生生的老外站在面前，大家还是头一遭见着。大方的苏珊看见我的邻居，用生硬的汉语说“你好”，朝大家招手致意。的确，在上世纪80年代，外国人来到贵阳，是一件稀罕的事。一次，有几名老外去黔灵公园游玩，正好那天是清明，到黔灵湖畔祭奠烈士墓的学生比较多，公园管理方专门对学校老师打招呼：学生们看见外国人，不要围观和指指点点，那样不礼貌。

半年的英语学习，我的对话没有问题了，接着要再去成都培训，之后出国。而这时，我的儿子已经长大了，处在人生的关键阶段。是出国深造？还是留在贵阳相夫教子？我选择了后者，因为传统的中国女人，大都会以家庭为重。　　

b 意外成为英语老师

第一次走出国门

讲述人：晏懋思，64岁，原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晏懋思在美国历史博物馆

1982年，《follow me》在中国拥有一千万观众。由于节目太火，来不及出教材，《follow me》栏目组在《中国电视报》上刊登《跟我学》教材，每期半个版。英语爱好者剪下来贴在本子上，成为“自制教材”。

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年轻人认为英语是认识外面的世界、走出国门不可缺少的工具，学英语既是时尚，也是人生未来的重要钥匙，推动英语热持续升温。

★ “中国式英语” 让澳洲外教懵圈

1978年，我参加了高考，考进遵义师专读中文系，我们班有一个叫黄忠民的同学，高考时英语考了40几分。别小看这个成绩，这在当时算是高分。黄忠民是1966年毕业的高中生，而这年，我才小学毕业。黄忠民在绥阳县中学读高中，他们学校正好有英语教师，而其他大部分学校则是学俄语。

晏懋思国外留影

我们中文系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考生，班上年龄悬殊大，最大的同学35岁，最小的16岁。黄忠民比我大7岁，但年龄悬殊不影响我们的交流，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要把耽误的学业补回来。我除了学好中文系的功课之外，还去听其它系的数学课、物理课，同时还请黄忠民教我英语。按照黄忠民的说法，只要学会音标，拼单词就没有问题，句子的意思也大概能看懂。一个月的时间，我学会了所有的音标。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团溪镇中学，教了两年语文。一次，教导主任听我的英语发音，觉得不错，就让我教英语。那时我教的英语课，真的是“照本宣科”，上课时拿着教材读单词，考试时考几个单词和语法，没有实际沟通能力。上级教育部门对英语老师的任职资格，是通过考试来认定，分初中和高中任职资格考试。

中央电视台电视教育节目用书《跟我学》第2册封底 中国版

1985年，我考进贵州教育学院读英语本科。之所以对英语专业进行深造，是我认为自己的英语水平仅限于应付考试，而不会真正地说英语。只有自己说的英语被外国人理解了，才是真正的英语。记得有一次：有一名外教老师是澳大利亚来的，我的一个同学不停地问这名外教是否去过“singing theater”，外教完全听不懂是啥意思。“singing”是唱歌的意思，“theater”是电影院的意思，那个同学应该想表达的是“歌剧院”的意思，而他用“singing、theater”这两个单词来说，完全是“中国式英语”，当然外教听不懂。恰巧，我知道歌剧院的单词是“opera house”，随口说出来，外教瞬间听懂了，朝我竖起了大拇指。

其实，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教英语注重的是文法，口语是短板。我在考英语本科的口试和听力时，就出了问题。当时，考听力一共是8道题，总分40分。考第一道题时，读出的英语单词是“lorry”，我完全懵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lorry”是“运货汽车、机动卡车”的意思，而我平时只知道“卡车”的单词是“truck”。第一道题完全影响了我后面的成绩，8道题我只答对了一道，仅得5分。我考上本科，是我的笔试成绩不错占了优势。

★★ 机场、银行、学校，三地易学口语

1995年7月，我第一次出国留学，目的地是澳大利亚。初来乍到，语言确实是一道难关。

在澳大利亚，我的一个女同学在家里的庄园举行读书会，参加的人有当地政府、银行的职员、农民、木匠、学生等。女同学为大家安排了丰盛的自助餐酒会，读书会上全部是英文交流，我很难听懂，20多分钟后，我竟然听得昏昏欲睡。勉强支撑到一个小时后，读书会结束，我脑门发烫，额头上全是汗珠。过了一段时间，我才从当地医生那里知道，读书会当天，我嗜睡和出冷汗的原因：大量的、听不懂的单词在我的大脑里出现，我的大脑要用精力去处理这些信息，导致大脑超级疲惫。

晏懋思和聂鲁达的雕像“握手”

这种糟糕的体验，在三个月后得到解决。

随着在澳大利亚学习、生活的时间增加，我与当地人的口语交流变得顺畅起来。而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我多年背下来的单词词汇量。通过这段时间的口语实践，我总结出经验：机场、银行、学校这三个地方的语言环境，有利于提高口语能力。

我抵达悉尼机场的当天，我从英语广播中听到在喊我的名字，虽然听不懂它英语的意思，我还是马上到问讯处去问是什么事。机场的工作人员说了一遍英文，我完全没听懂。说第二遍时，工作人员加上连比带划的肢体语言，我还是没听懂。直到第三遍，我从“行李”、“丢失”两个中文的英语单词中，猜出工作人员的大概意思了，也从“tomorrow”的单词中，了解到我的行李明天运到。机场、银行、学校这三个地方的工作人员，语言沟通能力极强，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讲英语时，盯着你的眼睛，发现你是懵圈的，马上换一种表达方式，直到你弄明白为止。这种英语对话场景，就有中国古语“诲人不倦”的含义。

在澳大利亚，耳边每天回旋的都是英语，在这个语言环境下，我每天好像都是在学说话，自然而然，口语能力提升起来。

记者 田坚 李强 编审 陈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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